■李连荣
邵阳旧称宝庆，历代均为湖南重镇，是一座有2500多年历史文化古城，1928年宝庆改名为邵阳。而在抗战胜利后，湖南邵阳名人、中国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蒋廷黻出于造福桑梓的高尚情怀，利用国际社会的援助，在湖南邵阳创办了具有试验性质的乡村示范工业区(今双清区汽车东站沙子坡)，该示范工业区在引进新技术、研制新设备、提高生产率等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为国、为邵阳家乡人民造福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蒋廷黻先生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县廉桥镇一个中等农民家庭，幼年读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入长沙明德小学，次年改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1912年，适值辛亥革命爆发，蒋廷黻只身留美，先是入密苏里州派克学堂接受中等教育，3年毕业，转学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主修历史，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曾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国为华工服务。1919年夏，复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当时该校历史系人才鼎盛，教授都是一流学者，最露头角的是海斯教授，蒋廷黻跟从其研究，1923年获博士学位。
同年，蒋廷黻回国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并兼文科主任，讲授过西史大纲、欧洲近代史、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势力扩充史等课程并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从南开到清华，蒋廷黻度过了11年的教书生涯。治学时间虽不长，但在学术界的影响较深，被誉为“一代学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1935年，出任民国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1938年，奉派驻苏俄大使。1944年，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任国民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57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61年冬，任国民党驻美大使。
二十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荒漠。蒋廷黻任教于南开之后，便有志于做一名拓荒者，他开垦的第一片荒地，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史。在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他引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观念。
现代历史研究的人手方法是充分的占有原始资料，这在今天的史学界乃是常识，但对二十年代初期的人们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在采用这一方法上，蒋廷黻开了风气之先。他在我国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实为基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入手。他自己身体力行，为搜集和整理中国近代外交原始资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蒋廷黻曾撰写《中国近代史》、《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等著作，同时，他还在《清华学报》、《中国社会政治学报》《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学术性文章，著述虽然不多，但对旧中国史学界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而蒋廷黻的著述，又是旧中国大学历史系的教本，影响十分广泛。时至今日，他的一些代表作仍被一些近代史专家不时提及。
究其原因，正如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国史》一书中所说“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
蒋廷黻重视体育，指出，中国旧文人，尤其是文人而成为名士者，大都手不能动，足不能行，背不能直，这种体格上的虚弱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根本的毛病之一。他本人则十分热爱体育活动，常常打网球、高尔夫球、游泳、滑冰、打猎和骑马。
蒋廷黻学识渊博，不仅广泛涉猎社会科学书籍，而且拥有一定的自然科学修养。英文造诣很深，出口成章。早在留美时代，已显露出使人钦佩的辩才，谈论问题头头是道，精辟动人。他的文章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别人的文稿经他修改，便能去渣存精。在南开批改众多学生的调查报告，半天功夫，便能决定去取，明快程度，令人由衷地佩服。拥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使他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眼界开阔，独辟蹊径。
蒋廷黻很有个性，对人对事，总有独特的见解。与人争辩，单刀直入，毫不留情。性格耿直，自信自负但并非有意骄傲，不喜欢敷衍和应付，厌恶恭维迎合。对社会对国家、负责敢言，不计得失。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期，闻听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兴奋异常，“心焉向往”。1921年，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积极参与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后援会，秉承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从事活动，出版刊物，担任英文刊物的主编。任教于南开后，常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抗议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会上，告诫南开学生，“吾辈皆黄帝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夺去而不顾”。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建议南开学生征收日货所有人的爱国捐，提议用这笔捐款建立工业研究机构。认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好事，但还不彻底，还不是治本的方法。希望建立一个工业研究机构去研究现代科学和技术生产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国货质量，与日货竞争。
蒋廷黻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湖南近代史上，曾经产生了魏源、郭嵩焘等一批经世致用的著名知识分子。深受故乡这种学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蒋廷黻治学伊始，就决定把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研究近代中国史及外交史的宗旨是为了了解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研究每一时期中国的抵抗方案及其分析每一方案的成败得失，找出经验教训，有所贡献于社会。蒋廷黻十分关注社会问题认为现代知识分子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回国之初，便与南开同仁游历了北平、西安、上海、南京、杭州，并对东北做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认真考察，以实地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还重点研究了中国的东北问题，预见到东北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治学时代，曾以学者身份发表了多篇政论性的文章。
蒋廷黻在晚年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输进西方的学问、治学工具和方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知识、求知方法与工具来了解中国的国情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这样，知识阶级与实际的生活才不致脱节，知识阶段的求知对象将扩大、求知方法亦将更加灵活，知识阶级才能更加了解人生的复杂。这正是蒋廷黻一生的主导思想。他早年治学，中年以后从政，一生的经历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蒋廷黻人生观的核心是有所贡献于社会，成就一番事业。他认为，“中国士大夫阶层不以财产为人生最高目的而重视事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与最高目的。”
蒋廷黻先生为了帮助振兴中国工业、农业的现代化，为了家乡的建设，于1946年加入联合国来华援助机构，创办了邵阳乡村示范工业区。今天我们来研究蒋廷黻一生不平凡的历史足迹，缅怀他的丰功伟绩，从而，让邵阳人民的子孙后代来了解这段尘封于邵阳的重要历史史料，激励我们不断为祖国的复兴繁荣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