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风靡乡村。

那时，尽管乡村里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一年到头看不了几场电影，看不到几回县级以上的文艺团体下乡演出。但是，我们院子里的文娱生活却很丰富。

我们院子里的文艺底蕴深厚，那应得益于我的前辈们高瞻远瞩，他们知道自己虽然居住在穷乡僻壤，但是，要出人头地，就要舍得花钱自己的后代接受良好的教育。

我们那个院子，从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到1978年前，自己土生土长的子弟以及讨娶的媳妇，光邵阳师范学校毕业的就有8人之多。

因为是师范学校毕业的人数较多，而且都是能歌善舞，指导我们这些小屁儿自然没有说的。所以，我们院子里学唱样榜戏什么的，张口就来，没有半点难度。

公社张书记下乡来到我们这里，了解我们院子里的情况后，亲自找到当时担任生产队长的八叔，将生产队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作为政治任务交待了下来。

八叔旋即风风火火的找到了时为臭老九的神叔。

神叔是我们院子里学问最高的人。他是上世纪50年代湖南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神叔接受任务后也不墨迹，迅速把我们院子里这20多个7岁以上，12岁以下的兄弟姐妹召集了起来。于是乎，我们院子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就这样应运而生……

我们院子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立之后，神叔和在家的其他叔叔，婶婶，姑妈，大哥哥，大姐姐们，迅速培训我们，教我们识谱，教我们表演。很快，我们院子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比鸡笼公社任何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都强。

我们这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为何能位列前茅？那就因为，首先，我们有一个最强的创作班子。

这个创作班子都是不能抛头露面的人物，因为他们都是臭老九，均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黑五类。在这些人中，担任主笔的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那时下放回原籍，在老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他曾是湖南日报的编辑，记者，担任过邵东报的总编辑。写的作品多篇在省以上的报刊杂志上发表。

我们那时演出的相声，快板，三句半等，绝大部分出自他的手笔。

其次，我们有一套齐全的演奏设备，如鼓，锣，大钹，小钹等打击乐器和唢呐，笛，箫等吹奏乐器以及二胡，京胡，板胡，琵琶等弦乐器等，这些都是我们赵氏家族数代传承下来的东西。

第三，我们有非常优秀的辅导老师。

她们都是邵阳师范学校毕业的优秀人才。

那时，一个星期只休息星期天一天，我在山外学校教书的母亲和我的堂婶婶，堂姑妈，堂嫂嫂，堂姐姐们，她们个个都是唱歌跳舞非常内行的高手。特别是我的母亲，她是邵阳师范学校初办时期文娱队的台柱子。湖南和平解放时，16岁的她，成了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邵阳城的扭秧歌队伍的领队。

她们每到星期六下午回家，晚上就来家庙里辅导我们排练。

正是有像我母亲这样优秀的辅导员辅导，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真的是出类拔萃，鹤立鸡群。

由于，我们有这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整个大队和山外的各个大队演出时，倍受十里八村的乡亲们欢迎，每场演出，前来观看的几乎是人山人海。

我们院子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之所以深受山里山外的观众喜欢，是因为我们表演的节目丰富多彩。

我们不像其他的文艺宣传队，只是复制沙家浜的智斗，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等样榜戏片段。

我们即使表演革命现代样榜戏的片段，除了能字正腔圆演唱外，还能照猫画虎表演剧中的人物形体。

此外，我们还穿插相声，快板，三句半什么的，常常把演出搞得高潮迭起，引得演出场里掌声阵阵，叫好一片。

我那时虽然只有七，八岁，但是，演唱红灯记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沙家浜中的“朝阳映在阳澄湖上”，智取威虎山中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等唱腔，还是象模象样，得到了不少好评。

正是由于有如此的优势，公社常常推荐我们参加区（那时渡头区管鸡笼，板桥，蒋禾，驻马，魏家桥五个公社），县，涟源地区群众汇演，我们常常不负众望，夺得了优异的成绩。

每每听到表扬，看到奖状，我们的生产队长八叔，常常开口笑成二字……

□赵大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邵阳市双清区作家协会主席